从2020年1月1日开始，长达十年的长江“禁渔令”开始实施。“禁渔令”实施已近半年，但记者近期暗访发现，长江偷捕鱼类现象并未禁绝，“江鲜”仍在暗中交易，有的一公斤能卖6000元左右。暴利驱使下，对长江鱼类的捕捞、运输、销售，已经形成完整的地下产业链。

有商户表示，“刀鱼的价格比往年涨了一倍，供不应求”

10多条刀鱼依次排开，江虾占了半个水箱……这是记者近期在长江沿线某市水产市场看到的景象。

“清明后刀鱼刺变硬了，小江刀一公斤500元，超过二两的1公斤800元。”一位鱼贩子称，江虾的价格也在一公斤300元左右。

在另外一个市的商贸批发市场，一位纪姓商户告诉记者，吃“江鲜”需要通过特殊渠道提前两天订货，“很多‘江鲜’馆都从我们这里拿货”。

长江刀鱼被誉为“长江三鲜”之一。由于环境恶化、捕捞过度等原因，近年来刀鱼资源严重枯竭。随着数量减少，价格不断走高，一些不法分子为获取暴利铤而走险。

“物以稀为贵，越是禁止、价格越高。”当地商户告诉记者，“刀鱼的价格比往年涨了一倍，供不应求。清明前的长江刀鱼刺很软，一公斤甚至能卖到6000元左右。”

由于市场需求旺盛，在长江捕食野生刀鱼屡禁不绝。记者在多个发生交易的市场上没有看到监管人员。有商户说：“他们来我们就躲，他们走了我们卖。”

某市市场监管局、农业农村局、公安局等曾联合开展长江水产品专项执法行动，工作人员透露：“执法中发现，私下里还是有偷偷摸摸点对点的销售，在一些餐馆发现有长江水产品。”

农业农村部、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联合出台《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和建立补偿制度实施方案》，保护岌岌可危的长江生物资源。但记者发现，“禁渔令”下，一些人还继续在珍稀物种保护区偷捕。

长江航运公安局镇江分局近期破获一起案件，3名犯罪嫌疑人在凌晨驾驶小渔船开到江豚保护区，使用自制的电抄网捕鱼，短短3个多小时就捕捞150多公斤的渔获物。

非法电捕是主要方式，偷捕和销售呈组织化、专业化

“长江禁渔后，受暴利驱动，一些原先并非渔民的人也加入偷捕。”长江航运公安局镇江分局刑侦支队支队长曹钦说，这些人主观恶意大，反侦查能力强，呈现组织化、专业化特点。

曹钦说：“而且，他们与渔民不一样，不是个人或夫妻俩，通常是一个团伙协同犯罪。”

据中国海监江苏省总队三级调研员岳才俊介绍，长江禁渔以来，渔政部门已组织开展4次省级长江渔政专项执法行动，收缴违法违规捕捞网具近1000套，没收渔获物120公斤，查处非法捕捞案件58起。

岳才俊说，从查获的较大非法捕捞案件看，非法捕鱼团伙常常使用便携式电鱼设备，快艇分工协作，执法取证难度大。

据警方和渔政部门反映，长江渔业资源的捕捞、运输、销售已经形成一条非法利益链，“鱼需要当天处理，凌晨就被运到各大饭店或水产市场，利益相关者都是共谋”。

此外，为逃避监管，不少偷捕人员选择夜里作案。扬州市公安局滨江派出所所长王明超说，黑灯瞎火，船只容易发生碰撞，江上执法危险性大。偷捕人员软暴力抗法现象也十分常见。

长江生态保护需加强部门联动，实施多环节监管

长江是世界上水生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河流之一，也是维护我国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十年“禁渔令”旨在让长江休养生息。

但承担保护长江重任的渔政部门，人员却严重不足。中国海监江苏省总队渔政执法处处长陈建荣说，长江江苏段400多公里，有渔业执法资格证的只有217人，长期在一线工作的约100人。

装备同样捉襟见肘。记者在扬州市广陵区新坝渔港看到，这里停着全区渔政部门唯一的一条执法艇。“这条执法艇只有6.36米长。”该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唐明虎无奈地说，这样的技术装备很难满足高强度、全天候的禁捕执法监管需求。

为弥补长江渔政力量不足等问题，江苏试点聘请退出捕捞的渔民为护渔员，建立护渔队伍。“他们熟悉水上情况，适应水上工作，效果明显。”王明超说。

扬州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陈石说，要加强渔政执法力量和装备建设，同时加强信息化装备的配置和应用。目前，扬州等地已在重点水域或问题易发江段安装视频监控，并借助无人机在人员有限的情况下，开展区域巡航。

有关人士认为，长江生态保护需加强部门联动，对捕捞、运输、销售、餐饮等多环节进行监管。

记者还发现，一些渔民因文化程度偏低、年龄偏大，上岸定居后就业率不高。“长江禁渔是一项系统工程，只有渔民真上岸，才有人与水的真正和谐。”长江淡水豚保护专家章贤认为，要进一步加强渔民职业技能培训，帮助他们顺利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