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6日，据最高人民检察院消息，今年上半年，全国检察机关共起诉诈骗犯罪58101人，同比上升35%。其中，起诉利用电信网络手段实施的诈骗犯罪32463人，同比上升77.1%。

最高检表示，特别是妨害疫情防控犯罪中诈骗犯罪多发，检察机关起诉诈骗犯罪人数占全部妨害疫情防控犯罪人数的43.4%。最高人民检察院有针对性地开展指导，目前已发布的十批涉疫情防控典型案例中，涉及诈骗罪的共9起。

最高检3月12日发布的第五批典型案例则均为利用疫情实施诈骗犯罪。其中有冒充“归国富豪”谎称能代买“3M”口罩的颜某诈骗案，通过微信发布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口罩实物图等虚假“凭证”的陈某某涉嫌诈骗案，冒充任课老师混入学生家长QQ群发布虚假培训通知骗取培训款的李某某涉嫌诈骗案等5个典型案例。

“从上半年检察机关办案情况看，涉及诈骗犯罪的名目繁多。包括涉疫情诈骗、‘医托’诈骗、‘保健品’诈骗、‘招生中介’诈骗、‘套路贷’诈骗、骗取国家补贴诈骗、民族资产解冻诈骗等等，不断‘推陈出新’。”最高检相关负责人介绍。

电信诈骗为何屡禁不止，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个人信息泄露愈发严重、电信诈骗利益回报高等，是更多人利欲熏心走上犯罪之路的主要原因。且由于数据分散等原因，导致反诈骗存在不少难点。

近年来，诈骗犯罪公司化、专业化、职业化特征明显。检察机关办理的诈骗犯罪案件中，近七成为共同犯罪，犯罪组织形式由“简单结伙”向“公司化”转变。如有的成立专门公司，租用高档写字楼，设立多个部门或岗位，利用合法的网络平台宣传、招聘，对招聘人员进行培训和考核，采用企业运作模式管理，披着“合法外衣”，迷惑性更强。

从公民个人信息的非法获取和提供，到“伪基站”设备、短信群发器的制造和销售，到虚假网络平台的传播和维护，再到批量购买他人身份证、银行卡以及手机“黑卡”，由此可能引发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妨害信用卡管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等相关犯罪，从而形成以电信网络诈骗为核心犯罪的“产业链”上下游犯罪。

以常见的虚假借贷诈骗为例，犯罪分子首先会从黑灰产业链团伙获得大量用户资料，筛选出潜在受害者，通常是征信有缺陷又急需用钱者，之后通过电话推销添加其社交账号，并一步步引导受害者陷入圈套。

在大数据和各种新技术的辅助下，电信诈骗已经能做到“量身定制”。据最高法去年11月发布的《司法大数据专题报告》，有近20%的网络诈骗案件是在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后进行的诈骗。

“商家非法收集或贩卖个人信息，这种情况在法律层面毫无疑问属于侵权性质，但却屡禁不止，这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个人-经营者-监管者三方之间没有达到一个利益平衡点。”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刑事部主任高同武告诉北京商报记者。相对于飞速发展的移动互联产业，现行立法系统未能与时俱进、缺乏可操作性，在很多领域，非法获取和买卖个人信息已发展成黑色产业链，非法泄漏和倒卖个人信息的违法成本太低，缺乏法律威慑力。公民个人信息关系到人身财产安全，所以其保护应该上升到公共安全的层面进行立法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