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房间 本文图均为澎湃新闻记者 陆玫 图

上个月，我经历了14天集中隔离。

自认是善于自我把控、乐观得没心没肺的人，但这14天在当时以至于现在都让我发生一些改变。这可能是突如其来的隔离教给我的：更加珍视平日习以为常的感情、联结，重新审视自我，再度衡量精神与物质的价值。

2月底，我和老公、儿子去了趟三亚。回杭州次日一早，三亚的入住酒店有病例确诊。

两年多来，这是我们离疫情最近的一次。确诊病例在酒店住了3天，其中2天和我们的行程重叠。

我开始不停地在社交媒体上搜当地疫情：酒店被封控，所有游客留在房间，机场防疫升级。虽然写过很多疫情稿件，但我还是不停地查找密接、次密接的详细定义和管控措施。

“算同时空伴随，

。收拾行李吧，一家三口都得集中隔离14天。”下午5点，在经历三亚电话流调、社区报备后，社区工作人员最终通知我。

第一反应是积极配合。

隔离期间的精神食粮

我和老公边向双方单位汇报，边搬出两只30寸行李箱，换洗衣服、洗漱用品、电脑、书、玩具、食物……还剩点缝隙，老公塞进一罐茶叶，我放了4颗咸鸭蛋。

收拾完，我们冷静下来，坐在沙发上讨论隔离会面临的问题。

首先，自由、空间受限。当时觉得大人应该能承受，儿子太小，可能待不住，就多备些书籍、玩具，把平时不用的iPad也带上了。

其次，工作不便。老公原本要出差，我计划的采访也不能完成了。虽然领导安慰“防疫更重要，好好配合”，大部分工作也可线上完成，但总觉得内疚和不安。

我懊恼地问：“三亚是我说要去的，酒店也是我挑的，最后害得我们三个都要隔离……三亚那么多酒店，怎么就被我们碰上了？”

“你挑了两个酒店，最后不是我拍板定的这家嘛，怎么就都因为你才被隔离的？”老公宽慰我：“不就14天，没事！”

当晚接近午夜到达隔离酒店，刚从自责懊恼中缓过来的我看到酒店“盲盒”开得并不尽如人意，再次沮丧。但既然无法改变，也劝服自己接受。

隔离次日起来，我一边收拾房间，把地板、桌子、洗手台擦了好几遍，努力让这个空间变得好些，一边琢磨得定个每日计划表。

因为孩子年幼且之前行程重合，我们被允许在同一房间隔离。我和老公白天有工作填充，但精力旺盛到爆棚的男孩，不给他安排到尽量满满当当，这封闭空间里的时间就真的没了尽头。

个性使然，加上母亲的责任感，我从前一天的负面情绪中挣脱出来，铆足劲想过好14天。

“三个人14天集中隔离，还挺酷的，可能老了都能吹牛。”我振奋精神和老公说，

写在窗户上的作息时间表

我和老公：工作、吃饭、运动、看书、休息；

儿子：运动、游戏、看书、学习、画画。

经过第一天“试运行”，又大致划分了以小时为单位的时间表。我擦干净玻璃窗，用儿子的可擦洗蜡笔写下三人14天的时间表。

虽然不很精确，也没完全执行，但接下去的时间，

另一扇窗上，横坐标写着每天的日子，过完一天圈起来，画上一个叉。嗯，又干掉一天。

打包行李时我放进了几十本书，还有2根跳绳。隔离中，运动和书像一围避风港。

儿子的书全是字多耐看，平时少有完整时间讲完的；我们，科幻小说、短文集都带了。书于我，在那个封闭空间里划起了一个舒适圈；于儿子，既是为他的隔离扩面，也为了填时间。

好几个下午，我会消耗一袋余量不多的咖啡，找本书埋进去，哪怕只偷闲半小时。

或在20多平方的标间里找一条最长路线——从房门到窗口，来回16步，走300趟，差不多5000步。

要不就跳绳，跳2000个，心率上到160，多巴胺一开，感觉自然来。

但很多事不是努力就行的，比如保持稳定情绪。

整个房间没有隔断，除了床，统共一张书桌，一张单人椅配茶几，需要同时容纳我和老公工作，以及一个上蹿下跳的孩子。

为谁用书桌谁用茶几这样的小事，我都被点燃过情绪。那天老公在书桌开一个不那么重要的电话会议，我弓着背在茶几上写稿，抬头见他正悠闲地喝茶开会，突然发火：“谁的工作不重要，凭什么你霸着桌子！”

在逼仄的空间流淌的，还有焦虑。

虽然被判定为同时空伴随，不是密接、次密接，但起初几天我们还是不停地刷三亚的疫情新闻，情绪在隔离第四天——三亚通报同酒店另2名旅客确诊时达到顶峰，又随着我们第五、六次核酸阴性结果出来逐渐平缓。

各地对同时空伴随的隔离要求相差很大，我开始质疑14天的集中隔离是否必要，几乎打遍能打的电话了解政策，并向社区、隔离点询问是否有缩短隔离期的可能，没有结果。

还有生活饮食的不习惯，不算严重，但日复一日的盒饭、盒饭、盒饭，逐渐让我失去耐心和努力向好的积极性。

为了消除负面情绪，我们把盒饭盛出来再吃

隔离第八天，我照例戴起口罩，开门从警戒线外拎进三盒盒饭，打开小袋子拿出牛奶、苹果，再解开大袋子拿出第一盒盒饭，打开盖子。

委屈、焦虑、不满喷涌而出，感觉自己钻进了一个黑盒子。

泪水带走忧愁。哭完，洗脸，我换了一张面孔。

我叫了单外卖。隔离点对外卖种类有严格限制，我掐着要求买了可乐、泡面、咖啡，还有一次性餐具。

那天开始，我领来盒饭都倒在纸盘上，一人再分一个塑料碗，在促狭的茶几上摆好餐具才开饭。这简单的形式感，像一场情绪自救。

我们把晚饭作为固定交流的时间，像在家里。老公说起小时候在夏天摸鱼抓虾，儿子天马行空地问十万个为什么，我聊到读大学时那些已久不联系的同学——把以前没想起的、没空聊的聊了个遍，三个人笑成一团。

“每天晚饭就像个盼头。”理科出身的老公说。

隔离中，父母不放心，时不时送些日用品——人不能进来，物品放在保安室。这天儿子接到外婆电话后趴在窗口往下看，突然喊“外公！外婆！”还真是，停车场就在我们窗口下。

相隔13层楼的“见面”

楼下，小小的妈妈尽力仰着头寻找：“你们在哪个窗口啊，看不到。”儿子找了个红色的豆浆袋，把手伸出窗外摇，对着电话喊：“在这儿呢，看到了吗？”“看到了，看到了！”

平时儿子每天幼儿园放学都去外婆家，现在已一周多没见，祖孙这样隔着13层楼见了几面。

还有一帮朋友，有的不时来电话、视频问候，有的每天在群里等着看我们发盒饭吃什么，有的来问缺啥要带的，连儿子的同学、玩伴都每天电话手表聊得欢。

有失总有得，隔离不隔爱，这次算有了切身体会。

时间从隔离第11、12天起快进，解封日就要到了。

买的可乐还剩3罐，算着一天一罐喝完就能走了。儿子没看完的书还有两本，想一天一本就结束了。晚饭时的话题，也变成“出去后最想去哪里？”

虽然后面还有7天居家隔离出不了门，但和集中隔离比简直不算什么：可以选吃什么，每个人都有各自的空间，快递随时收，写稿子也有了书桌……

这些以前习以为常的事，那时让我们无比期待。

提前两天就开始打包行李，询问离开时间精确到几点，走前最后一晚8点就上床睡觉——我已经想不起上次对某个时间点如此期待是什么时候了。当天上午，终于在来回踱步2小时后等来那句“可以走了”。

离开时，在微信群对所有大白表达了感谢。他们中，有第一天深夜在楼下接我们到房间的“男眼镜”，有8点按时敲门做核酸的“女眼镜”，有每天推小车送三餐的“阿姨”，还有6点多就背着30多斤重的消杀桶消毒走廊的“大叔”。

大白送我们回家

我们走了，他们的工作还在继续。楼下保安告诉我，这个隔离点135间房，少有空的，十几名大白每天忙碌着。

站在隔离点门外，阳光烘热。我们身边除了两只大箱子还多出个大袋子，装着来时穿的三件羽绒衣。

回家的车上，车窗吹进来的风是暖的，春天的花是香的。

结束了，14天。这是真的。

4月17日，我路过当时的隔离酒店，特意开进停车场，像妈妈那样抬头寻找13楼的房间。阳光刺眼，其实，即使挥舞红色标志也难看得清楚。

爸爸这几天住院动小手术，因疫情不能探视，我隔天以送物品为由去一趟，在病区外交给妈妈——像他们在我们隔离时做的。

不久前，我采访一位心理医生，谈到自己隔离期间的情绪变化。

“你几乎踩准了所有情绪产生的时间点，最初的不安、难以接受，接受后的努力，隔离七八天后的焦虑爆发，获得家人、社会的情感支持后情绪向好，隔离后期对解封的强烈期待——都是隔离人群常见的心理变化。”他说。

所以，我把那段又哭又笑的时间里最真实的反应、身边的人、脑中瞬间迸发的想法一一记录下来，当作疫情中被隔离者的一个小小样本。

那位医生说：无需视负面情绪为洪水猛兽，坦然面对，春天总会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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