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代，政策允许知青老陈回上海，已结婚生子的他决定留下，但在1997年，老陈跟妹妹陈某商量，让儿子小陈将户籍落在陈某为承租人的公房内，迁户原因填写了“父母与子女相互投靠”。

然而，小陈与姑姑陈某如今闹上了法庭，只因2011年7月，这所公房拆迁了。6月29日，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从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上海松江法院”）获悉，最近，该院审理了这起案件。

据上海松江法院介绍，拆迁时，在户人口为陈某和小陈二人，政策为不看人头，只看面积，且未被认定为居住困难户。拆迁后，陈某用拆迁补偿款及其女儿存款购得安置房一套，并将房屋登记至自己及女儿二人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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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2月，小陈（原告）诉至法院，要求与姑姑陈某（被告）各半分割安置房，理由是，自己是拆迁时的“同住人”。

小陈认为，姑姑之所以能作为现在公房的承租人，只因自己父亲老陈为家庭牺牲，作为知青离沪。

陈某和老陈年轻时，与母亲周某共同居住在母亲作为承租人的老公房里，1971年老陈知青落户外省后，周某户籍于1973年1月迁至该老公房。而姑姑陈某户籍原也在该公房，1968年迁入另处公房，1970年又迁入第三处公房，1974年最终迁入涉案的公房，并作为该房承租人。1997年落户后，小陈也自认未在涉案公房里实际居住一年以上。

姑姑陈某则认为：自己拆迁的涉案公房无论小陈还是老陈，均无贡献，拆迁安置房更是与小陈认为的所谓“同住人”无关，自己当年只是为了帮助侄子落户而已，从未同意其享有安置房份额。

上海松江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相关规定，公有房屋承租人所得的货币补偿款、产权调换房屋归公有房屋承租人及其共同居住人共有。

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小陈主张涉案公房来源于其父与姑姑原来生活过的老公房，并无依据，且其父户籍迁离上海时，也并不住在涉案公房内。现小陈虽系涉案公房在户人口，只能认定为帮助性质的落户。

另外，其自认未在涉案公房内实际居住一年以上，根据拆迁政策不符合同住人条件，无权分得涉案公房的征收补偿利益。最终，法院驳回了原告小陈的全部诉讼请求。

法院表示，知青子女是否为“同住人”，需多维度综合考量。根据相关规定，共同居住人是指作出房屋征收决定，在被征收房屋处具有常住户口，并实际居住生活一年以上（特殊情况除外），且本市无其他住房或者虽有其他住房但居住困难的人。

从上述规定看，在认定共同居住人时，“实际居住”是一个必备条件，但知青子女属于“实际居住”的例外情况，这也是基于对知青群体利益保护的特殊考量。因为知青是特定历史背景下产生的特殊群体，该群体在大好年华响应国家号召上山下乡，无论对家庭还是对国家，均作出了巨大贡献和牺牲。

但知青子女根据上海市知青落户政策将户籍迁回上海某处公房，并不代表其当然享有该公房的拆迁利益，应当综合被拆迁公房的来源、户籍迁入的历史缘由、知青原户口迁出地情况、居住情况等进行综合认定。

若被拆迁公房与知青或知青父母无关，知青子女即使根据知青回沪政策将户籍迁回，该落户行为一般应认定为是有血缘关系的亲属的帮助行为，不能代表居住权的让渡，此种情况下知青子女不宜直接认定为同住人，应另结合居住事实、是否享受过福利分房等因素进一步进行认定。

若知青子女落户至其父母迁出地公房，其父母作为该房家庭成员，响应国家号召离沪并非自主放弃该房屋居住权益，现知青子女为谋求发展将户籍迁回，从公平合理角度出发，也应保障其居住权益，此种情况即“实际居住”的例外情形。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在知青子女被认定为同住人的情况下，知青子女对拆迁利益所享有的份额也并不必然是均等分割的原则，需要结合居住事实、对被拆迁公房的贡献等因素酌情予以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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