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虎扑、豆瓣等App的使用习惯如何影响着大学生的婚育观？什么是抑制大学生结婚意愿的最大顾虑？“躺平派”的生育偏好是怎样的？近日，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网站公布的《中国大学生婚育观报告》分享了相关调查研究成果。

该报告指出，App的使用习惯会影响大学生的婚育观，其中微博的使用与大学生的婚育意愿存在负相关，虎扑的使用与大学生的生育意愿存在正相关，使用豆瓣与女性的生育意愿存在负相关，使用小红书与女性的婚育意愿存在正相关，游戏类App的使用主要降低女性的婚育意愿，对男性几乎没有影响。

在信息暴露（暴露于不同类型信息的影响）维度上，报告称，“晒狗粮”和恋爱育儿综艺会显著提升大学生婚育意愿，暴露于情感八卦消息会抑制大学生结婚意愿，同时国家的生育政策以及专家看法对大学生婚育意愿起到一定正向作用。

早前，在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家庭与性别研究中心、公众号“严肃的人口学八卦”联合主办的“中国大学生婚育观研讨会”上，专家学者们就互联网时代下中国大学生的婚恋观、择偶偏好以及精神面貌等话题展开讨论。

中国人口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翟振武教授指出，当今中国处于快速社会转型阶段，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变化之一便是青年人的婚恋行为及婚恋观念。大学生作为当前青年人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社会关注的重点。

会上，中国人民大学家庭与性别研究中心主任李婷教授作《中国大学生婚育观报告》。

调查样本来自30所高校（包括4所双一流高校，18所普通高校，8所专科院校），覆盖22个省份26个城市。经数据清理后，获得的有效问卷共9775份。受访者的平均年龄为20.29岁，主要为汉族，城镇户口占比为43%，独生子女占比为35.71%，每月可支配生活费集中在500-2000元。

李婷教授作报告介绍，61%的大学生明确表示会结婚，7%明确表示不结婚，同时理想结婚年龄为27.82岁，平均恋爱次数为1.62，总体而言大学生的结婚意愿高于预期。但结婚意愿存在人群的异质性，主要体现在性别、家庭、学校层级与地域。其中，女大学生、城镇户口、双一流院校、东部地区、父母受教育水平较高的人群结婚意愿较低。

而在抑制结婚意愿的因素上，婚育成本以及工作家庭平衡因素对大学生结婚意愿影响突出，其中男大学生最大的顾虑为结婚成本，女大学生受结婚阻力因素的影响更大，并伴随着观念的转型；同时在促进结婚意愿的因素上，大学生最看重的是婚姻的精神情感支持功能，同时也希望兼顾物质支持属性，其中男大学生看重生命历程，女大学生更关注支持功能。在对不同婚姻行为的接纳态度上，大学生对试婚性质行为的接受程度最高，对非传统养育观念接受度很低。

报告指出，大学生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85，平均意愿子女数为1.36，两个指标的差值代表大学生对生育阻碍的感知。性别、民族、是否为独生子女和家庭背景会同时影响理想子女数和意愿子女数，其中性别和家庭户口对意愿子女数的影响大大超过理想子女数，另外各类大学生的理想女儿数都超过理想儿子数。同时，双一流高校、普通高校和专科院校的理想子女依次增加，理想子女数与意愿子女数的差值依次减小，双一流高校的女大学生感知的生育阻力最大。

提高生育意愿的配套政策前五项（支持的比例，单位：%）

在对生育效用的感知上，大学生更看重养育子女的意义与情感价值，考虑最少的是子女的保障功能。在所有生育效用的维度上，男大学生比女大学生感知更为积极；而在对生育阻碍因素的感知上，住房和养育成本对大学生影响最大，女大学生对生育风险的感知更为强烈。在生育配套政策上，大学生支持的依次为降低购房成本、降低教育成本、较低医疗成本、降低托育成本、保障女性就业，且不同的大学生群体具有差异化的政策需求。

上述调查还通过三个维度：强度（大学生休闲上网时长）、圈层文化（亚文化圈的参与、App的适用类型）、信息暴露（暴露于不同类型信息的影响）来衡量大学生互联网参与程度。

报告称，在强度维度上，大学生休闲上网平均时长为4小时35分钟，休闲上网时长与婚育意愿呈负相关；在圈层文化维度上，在控制其他变量条件下，亚文化的参与情况会显著影响大学生的婚育观，其中无论男女，关注电竞与结婚意愿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注动漫和网文则与婚育意愿存在显著的负相关，但追星的效应存在性别差异，其与女性的结婚意愿存在负相关，与男性的生育意愿存在正相关。

同时，App的使用习惯也会影响大学生的婚育观，其中微博的使用与大学生的婚育意愿存在负相关，虎扑的使用与大学生的生育意愿存在正相关，使用豆瓣与女性的生育意愿存在负相关，使用小红书与女性的婚育意愿存在正相关，游戏类App的使用主要降低女性的婚育意愿，对男性几乎没有影响；在信息暴露维度上，“晒狗粮”和恋爱育儿综艺会显著提升大学生婚育意愿，暴露于情感八卦消息会抑制大学生结婚意愿，同时国家的生育政策以及专家看法对大学生婚育意愿起到一定正向作用。

大学生中“躺平派”的结婚意愿和生育意愿是怎样的？这份报告也有提及。

李婷介绍，进一步通过聚类分析将大学生的精神面貌划分为健康奋斗派、焦虑奋斗派、佛系派和躺平派，并没有出现预期的“内卷型”（高奋斗、高焦虑、低意义感），且躺平派只约占14%。其中，家庭状况越好、地区发展状况越好的大学生越消极，男大学生相对女大学生更消极。另外，调查还涉及大学生的自我预期和对子女的预期，其中自我预期乐观占比为28.12%，自我预期悲观占比为23%，子女预期乐观占比为83%，子女预期悲观占比为4.2%，总体而言，大学生对子女的发展更为乐观。

在精神面貌与婚育观的关系上，躺平派的结婚意愿和生育意愿最低，也有更高的女儿偏好；佛系派婚育意愿最高，并且竞争和焦虑在一定程度上会抑制婚育意愿；乐观群体的婚育意愿均很高，悲观群体的婚育意愿最低；对自身的预期主要影响结婚意愿，对子女的预期主要影响生育意愿。

报告最后指出，总体而言，首先大学生仍然对婚姻和生育有所期待，但婚育的价值基础已经发生了变化。其次大学生面临的婚育阻力较大，且呈现出显著的性别需求差异。男大学生更在意婚育成本，女大学生更在意自我发展机会，这体现了不协调的性别观念转变进程，所以必须考虑统合两性需求的公共政策。另外大学生整体精神面貌还是积极乐观的，但大学生的焦虑问题普遍存在，同时互联网从各个维度影响塑造大学生的观念，形成明显的圈层文化。

在李婷教授做完主要报告的陈述后，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讲师王东晖基于选择实验进一步探究当代大学生的择偶偏好以及对生育政策的态度。

“在择偶偏好上，大学生倾向于年龄小、长相佳、教育水平高、有房、独生子女以及高收入的配偶。”王东晖介绍，但男女对于配偶的职业偏好不同：女性更偏好来自于机关事业单位的配偶或外企配偶，对于男性而言，如果潜在配偶在外企或民企工作反而是个减分项。进一步通过意愿支付价格（大学生们愿意放弃多少配偶的收入来得到其他的属性）来衡量各个属性的重要性，由大到小依次为：年龄、房产、教育水平、外貌、是否为独生子女、职业。但男女偏好排序稍有不同，男性对于配偶外貌的排序高于女性，女性对于房产、教育的排序高于男性。此外，男女意愿支付价格的高低也不同。总体而言，当代大学生对于配偶属性的选择偏好突出了经济实力的重要性，但存在性别差异。

王东晖表示，在对生育政策的态度上，当代大学生认为家庭经济水平、育儿支持、托育服务、住房补贴措施均可促进生育，但是育儿津贴对于生育的促进效应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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