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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锦沁86岁了，独居，很忙。

忙着录视频，讲述自己一生的故事，从鹅毛大雪天的出生到一家人散落四方，从在京求学到回青海攻关鼠疫防治30多年，以及回到上海的老年生活。

(资料图)

忙着联系老友，给微信里300多个联系人发去“早安”，互相打电话询问近况，教他们使用手机，寻找还没联系到的老同学。

忙着照顾院子里的花花草草、自己的生活起居，熬夜看体育赛事、回复网友评论，坚持每天做数独、日行5000步以上。

1996年8月以前，她在青海省地方病防治研究所（原为“青海省鼠疫防治研究所”）工作。从北京医学院（现为“北京大学医学部”）和中国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学微生物学研究所毕业后，她选择回青海，协助建立实验室，搞科研，90年代参与鼠疫的国家标准制定。

“以前拼命工作，现在尽管闲事”，她调侃自己的生活，耄耋之年也闲不下来，仍然在学习、在分享、在助人。

2月中旬，她以“多肉不老松”账号发布了关于身后事的视频，“我一旦病重或者有意外的话，不要抢救”“一切都要从简，骨灰盒买最简单的”，视频火了，网友们评论这个每天讲故事的奶奶“豁达通透”“生命丰富”。

她说：“现在活着，就要高高兴兴地过每一天。一旦有什么意外，我就安安静静地走了。”

一个手机，一个支架，朱锦沁拍视频讲述自己的故事。视频截图

耄耋网民

“那时是1938年，日本人来了，我妈妈正好怀着我，大着肚子，脸上抹得漆黑漆黑的……不到7个月的时候，就把我生下来了。”故事从1938年的上海松江开始。

对着手机屏，朱锦沁唠嗑似的讲起自己的故事。没有草稿或提纲，她凭着记忆一年一年地回忆，顺畅时一遍过，不顺就重来，遗忘的第二天再补充。

最初的80天，她一天不落地录视频，每期十几分钟，从家庭、求学到工作娓娓道来。女儿帮她配好视频字幕，然后发布，她不时在评论区和观众互动。

“我做视频，讲从小到老的事，目的就是给我儿子女儿留个纪念，他们孩子也可以看，知道我以前是做什么的。我就随意讲，哪怕没人看也无所谓，所有视频都保存着。”她说，1978年以前，鼠疫防治是保密工作，连老伴都不了解她的事。

网络平台、手机操作都是朱锦沁熟悉的。

朱锦沁和流研所同学们的毕业合影。除标注外，本文图片均为 受访者 供图

智能手机普及之初，女儿就给她换了手机，教她微信入门使用。而后她开始自己琢磨，碰到问题先百度，自己摸索出各种设置、迁移聊天记录等，时常电话安利、指导其他老同学用智能机。

大众熟知的互联网平台，她几乎都有账号，查信息、看视频、发评论，不想去超市就网购，付钱都是手机转账，把老照片做成电子影集，给家里的花草拍照做早安表情，甚至是头条问答，比如支援外地的建设者重新落户回上海有没有补助、住房问题怎么解决等，她感兴趣且了解的就会回答。

朱锦沁今年86岁，因拍视频讲故事，收获了很多粉丝。

“我一天主要时间都耗在手机上。”朱锦沁笑道，独居老年生活并不孤独。

她经常和老朋友们联系，同学同事们来自全国各地，他们就聊天南海北的事，“白天空闲时间，我就打长途电话，他们打过来，我打过去，反正总有人打的。”

去年9月底，老班长发动大家联系老同学。当年北京医学院的班里有200多人，如今近半数失联，老人们就对着通讯录挨个打电话，把各自了解到的同学信息发到微信群里。

有同学的电话变成空号，地址不存在户籍，朱锦沁模糊记得那人在天津的中西医结合医院上班，于是在网上检索，比对地址，通过医院联系到人；有同学电话忽然打不通了，她就咨询原单位问到住址，再通过派出所联系；甚至有一次，她委托青海的学生，花了一个多月时间找到一位离开青海近40年的人。

“我打不通电话的，想办法也要找这个人。有时候得费点时间，反正我有心思。”她说，“我就想知道他是活着还是走了，找到了就赶紧告诉其他同学。”

跨越60多年，她又联系到一些老同学或其亲属，有曾经沉默寡言的同学变得健谈；有的已经离开人世，只能和其子女交流家里情况；有人说话困难，只能开免提听她讲讲往事，“他淌眼泪了”，电话那头有人告诉朱锦沁。

偶尔老同事的子女也会来电，问她青海的社保卡怎么用，办丧事怎么联系原单位。今年大年初一，大学同学去世了，朱锦沁通知老同学们，大家送花圈、写悼词，她通过微信把悼词转给了逝者的女儿。

大一入学，朱锦沁（右5）和同学们在北京医学院门口的合影。

“从小当大人用”

同龄人正在离开，往事在她心里堆积，艰苦与欢乐交织。

10来岁时，她见证了松江解放。1949年5月13日，解放军来了，她听到消息连蹦带跳地出门迎接，学校组织了唱歌、扭秧歌，街上的人们踩高跷、舞龙欢欣鼓舞地庆祝了好些天。

也是10来岁，她得挤进“囤米”的人群里买米、回家做饭，因为生活困难把2个刚出生的妹妹送去了育婴堂，连奶奶离世后送去火葬、领骨灰盒也由她操办。

“我爸爸从小把我当大人用，教我读书、办事。”作为家中长女，朱锦沁自然而然担起家庭责任。

1955年高中毕业时，朱锦沁患肺结核不能考大学，父亲因石油工作迁到青海，不久她也带着母亲和四个弟妹过去。“从上海坐火车到徐州，徐州换车到西安，再换到兰州的车。到兰州以后没车了，那就没办法了，等着爸爸来接，坐大卡车，坐在行李上咣当咣当一天。”

再往后，父亲为了石油事业东奔西走，一家人兜兜转转散落四方，朱锦沁在学习和工作中找到了避风港。

1956年初，她到共青团青海省委工作。次年在父亲的要求下，她报名高考，凭借青海省第一名的成绩进入北京医学院公共卫生系。大四时，卫生部抽调全国各大医学院学生转入中国医学院科学院，朱锦沁被分到流行病学微生物学研究所（以下简称“流研所”）。

大学三年级的朱锦沁

除了参与政治学习、接受专业思想教育，她和同学们突击学外语，学习各种传染病、细菌病毒、三防（防化学、防原子、防细菌）、动物流行病、数理统计等。没有书，都靠老师讲，发讲义。很多同学在食堂自习，甚至参与了盖教室和宿舍。

说起大学时光，朱锦沁脸上止不住的开心。那时，北京的大学生常常有机会参与庆典，“我们参加仪仗队，学生都穿着漂亮的衣服拿着花，围着礼车行走”；平常周末，她和几个女同学到五道口小饭店吃饭，一块多钱就够了，男女同学们也会去王府井、北海转转；大学生会免费帮新华书店卖书、去电影院打扫卫生，“回去太晚就翻墙回宿舍”。从流研所毕业前的半年，她还给同学介绍对象，操办了婚礼。“年轻时候记忆好，对往事记得牢，近期的事反倒记不住了。”

当年领回的奶奶骨灰盒，伴随着一家人漂泊了20年，“当时没来得及安葬就支边去了，我们走到哪儿就把奶奶的骨灰盒带到哪儿”，从上海到青海、黑龙江大庆、吉林大安、河北徐水，最后在上海金山入土。

流研所的部分女生合影

回青海，研究鼠疫防治

大学毕业了，留北京还是回青海？

朱锦沁坚定选择了回青海，回到艰苦的地方，在那边成家。父母迁到大庆参与石油大会战。

“我也没想到那么苦”，青海鼠疫防治所地处山坳，化验科实验室条件简陋，准备实验材料、消毒洗刷都要自己从水井挑水。所谓的实验室有名无实，夏天人们都下乡去了，冬天回来“一张报纸围着轱辘转就聊大天”，检验主要靠外省支援。

鼠疫防治是她的专业。没有下乡任务时，她和同事们开始做鼠疫菌生化性状试验，研究青海鼠疫菌毒力——多少菌可以引起动物死亡。

1964年，鼠疫防治所领导搞来一篇俄语论文让她翻译，“关于鼠疫的快速诊断方法，他说你把国外的先进技术先引进来吧”。当时流行学俄语，而朱锦沁是少数学英语的，面对俄文“两眼一抹黑”。

她想起一位通晓俄文的同学，便寄信到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委托他帮忙翻译，很快翻译稿就以快信寄回。

朱锦沁的工作照

根据掌握的基础知识，论文翻译似乎没有问题，讲的是碳凝聚反应对鼠疫的快速诊断。应用论文里的方法，朱锦沁正式开始了在青海的科研，撰写了2篇论文，“我第一次站上讲台作报告，很多研究所的人都认识我了”。

再提这事，这位老同学似乎已经忘了，反问她“你英文那么好，干嘛找我翻译”。朱锦沁笑他老糊涂，在视频里感谢了他的鼎力支持。

1973年，朱锦沁担任西北五省鼠疫科研项目负责人，研究鼠疫间接血凝的阳性诊断标准，并进行动物流行病学调查等。三年时间里，他们确定了鼠疫阳性标准，验证了间接血凝与反向血凝试验在鼠疫诊断中的作用，判定了疫源地标准，为青海鼠疫调查积累了大量资料。

防治鼠疫的同时，他们自带帐房行军床，捡牛粪捡蘑菇，骑马巡回医疗，给当地藏族同胞看病。问诊过程中，她曾遇藏獒攻击摔下马，一条腿不能动，只能等待一周自行恢复……那时候，再苦也得咬着牙。

再后来，她编写了很多鼠疫相关的资料，获得过很多职务、荣誉，科研成果获得多个奖项，并筹建了全国鼠疫菌专业实验室。

1985年，朱锦沁担任青海地方病防治研究所所长。为了培养新生力量，她通过各种渠道把年轻同事送出去学习，并向卫生厅“伸手要人”；为了在市区盖职工宿舍，她厚脸皮找门路，想方设法筹资金、批基建指标，盖了二十多个图章；她还在研究所建楼房，让职工住上有厕所的房子。

朱锦沁在青海，摄于1980年代。

从依靠外援到依靠研究所自己的人才力量，从实验室只会做培养基到进行科研项目，从鼠疫防治站到地方流行病研究所，朱锦沁在三十多年中见证并参与了青海鼠疫防治事业的发展。

更令她骄傲的是，她参与制定了三个鼠疫的国家标准，亲自起草了鼠疫自然疫源地判定标准，1997年《鼠疫自然疫源地及动物鼠疫流行判定标准（GB-16883-1997）》发布时，她已退休。

提及当年回青海的决定，80多岁的老同学至今还会说她“选错了路”。她回应：“我不后悔，自己走的路自己负责任，有什么好后悔的。”在她看来，青海有更多机会进行强毒试验、野外调研，促成了她在鼠疫防治事业上的成就。

“受苦倒也无所谓，我还要争口气。”她补充道，那时候她很瘦弱，只有70多斤，初到鼠疫防治所被称为“上海来的娇小姐”，为了证明自己“男的能做的我也能做，你们骑马我也会骑，体力活干得不比别人少”，她更得做出点成绩。

57岁，朱锦沁退休回到上海。为了给儿子买房，她在一所中小学做管理，给学生做思想教育，隐瞒了过往身份。从所长到学校管理员，听闻消息的人都觉得惊讶，她直言：“说实在我无所谓的，我走到哪儿，只要是工作，我一定要把它干好。”

朱锦沁喜欢养各种植物，这是部分照片。

闲不下来的独居生活

2020年9月，老伴去世后，朱锦沁开始一个人生活。

早安微信是一天中顶重要的事儿。每天六七点钟醒来，她就坐在床上开始发微信，300多位联系人挨个问候。

“我要是几天不发早安，同学就会追问，‘你没有发，你身体还好不好’，会打长途电话来问。”朱锦沁说，这是老年人的关照方式，彼此问候了解近况，她有天出门没来得及发早安，下午就收到了居委会电话。

傍晚时分，她会在花园里浇水，月季、牡丹、美人蕉、绣球、橘子树、茶花、仙人掌、三角梅……二三十种花撑起满园春，她笑称至少得提10桶水。多肉植物也是心头好，她在朋友的推荐下买过100多盆。

晚饭后，她喜欢看比赛，排球第一位，其次是乒乓球、羽毛球。

“我对文艺一窍不通的，唱歌五音不全，我就看体育。”朱锦沁热爱球类比赛，账号简介里称自己“40年的女排迷”，自从上世纪80年代中国女排五连冠之后就喜欢上，一代代新老队员都能叫出名字。

“你别看我八十几岁了，夜里头比赛，反正我们国家的再晚我都要看。”她说，印象最深的还是2004年雅典奥运会中国女排与俄罗斯女排决赛，先连败两局，最后奇迹般地扳回三局夺冠。

朱锦沁过着独居生活。视频截图

有次韩国女排运动员金软景来上海比赛，200元一张票，朱锦沁果断去了现场，“我要看她本人，现场看总比电视上看好。打得好的女排队员我都喜欢。”

出于热爱，她经常在网上浏览排球新闻和评论，同意的就点赞，不同意的就发评论，“女排精神不要忘掉”“不要乱给人家起外号”，发现有人身攻击言论，她毫不客气地怼道“你少说几句，你为什么一天到晚攻击别人，你到底是要赚多少流量？”

去年感染新冠期间，朱锦沁回绝了子女的照顾请求，“我不需要人照顾，我躲着他们都来不及，我自己就是搞传染病的，搞强毒（试验）的，我怕什么呢？”子女每天给她打电话，而她照常做饭浇花，只是卧床休息的时间多了一些。

年龄渐长，身上疾病增多，她知道有些老人摔一跤就走了，有些临终前无法开口说话，所以老伴在世时，他们就处理了房产、交代了身后事。“我不希望像我有些亲戚那样插的满身都是管子……千万不要增加我的痛苦，增加你们的负担。”她在视频里表达了轻松离开的愿望。

不过现在，她还要继续分享生活，和网友、老朋友们聊天，每天走上几千步，晚上至少做半小时数独。“我十几年以前开始做数独，以前买书，现在在平板电脑上做，已经通关到大师级了。”这是她分享给网友的保持头脑灵活的秘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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