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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网北京3月9日电(记者高凯)“这世上，有的作家会成为火炬，照亮通往窄门的路。有的作家会成为信使，诉说一颗灵魂在夜晚的重量。”在宗城的新书《至少还有文学》中，这位95后新锐作家以三十篇作家作品论，为读者呈现了“一本经典文学指南”。

《至少还有文学》日前举办新书分享会，广州方所、扶光书店联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邀请宗城、独立制片人蒋能杰、青年作家索耳等，就文学与写作等问题，展开了深入交流。

文学随笔集《至少还有文学》收录了宗城在2018年至2021年间创作的三十篇作家作品论，该书分为上中下三辑。上辑“心灵的辩证法”主要探讨的是作家对心理深度的挖掘，如菲茨杰拉德、弗吉尼亚·伍尔夫、张爱玲等，他们的文学关注人的心理活动、人对记忆的处理方式，聚焦现代人在精神层面所要面对的全新挑战。中辑“挤掉自我的奴性”关注作家“向外突破”的勇气和对社会的反映，如契诃夫、卡夫卡、王小波等，伟大作家往往既能写出人心灵的煎熬，也能感受到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下辑“经典细读”则是比较纯粹的文本细读和分析，在这一部分，作者更为关注的是鲁迅、汪曾祺等作家的文学及其背后的思想与美学痕迹。

在今天，我们为什么还需要文学？在《至少还有文学》的序言中，宗城阐明了自己对文学与生活之间关系的兴趣——“文学如何影响了生活，生活又是如何反哺文学？在文学共和国里，为什么作家们能走出截然不同的人生路径？”谈及创作之初的想法，宗城说，他怀着“给普通读者写一本经典文学指南”的愿景，试图在“学理性”和“可读性”之间找到平衡，把作家们的作品和故事更生动地展现出来。

《至少还有文学》的写作是否遇到了挑战？宗城当日坦言，“怎样把文本细读和故事性结合起来确实是一个难题。例如在创作《了不起的盖茨比》作者菲茨杰拉德那篇文学随笔的时候，我就想有没有可能用菲茨杰拉德与编辑珀金斯、作家海明威的故事，以及他信件内容的轨迹变化，来勾勒这个作者创作思路的演变。”

对于文学评论、批评等概念的界定，索耳表达了自己的见解，“读《至少还有文学》的时候，我想到库切也写过《异乡人的国度》等文学评论集。在我看来，批评和评论不太一样，我更愿意是批评。那么，批评是作者的附庸，还是独立的文体？如何甄别批评在现代以及在文学史上的意义，就显得颇为重要”。

宗城认为，“文学评论常被混淆为软文型写作，或者说文学解读、文学介绍，但理想的文学评论也可以作为独立的文学作品存在，比如布罗茨基《小于一》就具有非常吸引人的艺术感染力”。此外，除了概括文本的部分，一篇理想的文学评论还应体现作者的判断力、审美力，“能立于与作家平等对话的站位，告诉读者作家为什么写这部书？作品为什么立得住？甚至能够站在跟作家同等对话的视角告诉读者作品的局限性。比如解读陀氏文学作品，就要结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谱系及当时的社会环境。”

“值得我们去关注的作家，其作品文本需体现出对心理深度的挖掘，同时，也应具备创造性、冒犯性或者一种可值得琢磨的东西。”针对读者提问“是否需要深入学习文学理论来帮助解读作品？”宗城分享了自己的阅读方法——带着问题意识去读一本书，“当我们有了问题意识之后，它就会为我们建立阅读这本书的坐标系。其次，可以尝试同时阅读相关的著作，例如我把卡夫卡的传记和小说阅读结合起来，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此外，尽可能地了解作家和作品诞生的地域，也能够帮助阅读。”

“当我们评论作品的时候，真实性并不是唯一的尺度，更加重要的是作品是否能为我们提供更深刻的或者另一种看待作品人物、环境的视角。”宗城说。(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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