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分析，去年全国的人口出生率为1949年以来最低，而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961年以来首次降到1‰以下；据已公布的数据，2021年至少有9个省区市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为负数。

“人口的出生、死亡对于人口变动的影响越来越小，人口的迁移流动对不同地区及对整个国家人口变动的影响作用会越来越凸显。”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任远在接受澎湃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

任远向澎湃新闻记者指出，归根到底，决定人口流向的因素，最主要是由于不同地区经济发展和就业机会的差别带来的，这是人口迁移流动最根本的因素。他提醒，现在我们需要一个更加综合的人口政策，并且将人口政策的工作重点转移到对人口年龄结构、人口迁移流动和人口素质的方向上来。

不同地区常住人口的变动，是由各个地区的人口出生、死亡和迁移所决定的。当前人口的出生与死亡对人口总量的影响已经较小，人口变动更主要的是受到迁移流动的影响。而不同地区人口变动的态势是多样性的，影响人口变动的因素也是并不相同的。

安徽2010年之前常住人口的下降与安徽长期是人口净流出地区有关。最近十年安徽的常住人口增长，实际是由于中部崛起的经济增长带来人口流出减小，以及人口回流在增长共同作用的结果。

湖北省常住人口在2020年出现减少，2021年又出现回升，我认为显然是受到疫情的影响。2020年武汉及湖北其他地区疫情暴发后，使得向湖北迁移流动的人口数量出现显著的下降；2021年疫情缓解后出现补偿性的人口流动，因此湖北人口2021年相对2020年出现增长。这可能是部分的原因，这些省份人口变动的影响因素很复杂，仔细加以观察和分析是很有意义的。

浙江省的常住人口增长很快，这与浙江的经济发展，尤其是杭州都市圈的快速发展带来大量的人口流入有关，并且杭州也是我国人口政策相对积极的城市。因此，杭州以及周边主要城市经济增长带来的常住人口增长，正折射出最近几年来杭州发展相对较快的良好局面。

可能受到人口出生继续下降的影响，也可能是中部地区的人口向东部地区转移的态势持续的结果。河南省的出生人口在最近十年间先上升再下降，湖南是保持平稳然后再下降。因此，假设河南和湖南人口迁移态势并没有发生显著改变的话，其人口自然增长的增量在逐步减少，那么常住人口开始出现负增长是可以理解的。当然，2021年有可能两省流动人口迁出增长，造成常住人口下降。例如有可能是2021年河南水灾带来人口外出就业增加，所以常住人口下降。这些因素都可能存在，要更细的出生死亡和迁入迁出数据才能加以评判。

东北地区常住人口最近十年持续下滑，与东北地区长期的人口净流出相关。根本上是与东北地区经济增长乏力有关。如果没有特别的因素使得东北地区的经济出现重新振兴的态势，那么在可见的时期内，东北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没有明显的恢复，将会保持人口继续减少的趋势。

总之，关于常住人口的变动，会受到出生、死亡的影响，但当前影响不同地区人口变动的最主要因素还是人口迁移流动。我国不同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在人口迁移流动方面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使得不同地区常住人口变动表现出不同的特征。

就一个地区的出生率而言，出生率是该地区每年出生人口数和这个地区的平均人口数的比值。那么，出生率的变化既受到出生人数的影响，也受到地区平均人口数的影响。山东的出生率在近十年先上升，再下降，与山东的出生人口有关，也一定程度受到常住人口的影响。贵州青海甘肃等省出生率保持在较高的水平，可能是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少数民族人口较多，所以人口生育水平较高，也可能是由于这些地方属于人口迁出的地区，其常住人口总量会比没有人口流出的情况下更少一些，因此带来计算出的出生率会相对较高。总之，影响出生率变动，哪个因素更主要，还需要具体测算。

考虑到我国在“十四五”期间，整个国家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将趋向于零，然后会实现持续的人口负增长，因此，不同省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将陆续转负是很正常的。实际上，已经有不少省份在很早以前，人口自然增长率就出现了负增长，例如上海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出现了人口自然增长的负增长。我觉得各个省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都会陆续转负，可能是必然的现象。

应该看到，不同省份的人口自然增长在陆续转负，但并不意味着，不同省份不同地区的常住人口会陆续负增长。虽然我国的人口总量会出现长期的负增长，但是肯定也会有不少的地区，将维持常住人口总量增长或者稳定的态势。比如上海的常住人口应该不太会出现负增长，江苏这样经济相对发达的省份，有可能在全国总体人口负增长的态势中仍保持常住人口的正增长。

因此，不同省份在未来的常住人口变动仍然也是多样性的。有一些省份和直辖市，将会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带来常住人口的增加，也会有一些省份，不仅人口自然增长出现负增长，常住人口也可能出现负增长。这实际上反映出我们国家经济发展差别性和多样性的结果。

我国的人口格局正在出现巨大变化，不同地区的人口变动具有多样性，需要的不是担忧，而是重视。人口变动要求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方式与其调整适应，以及不同地区要根据人口的变动特点，进行相应的发展，实施相应的管理。

影响人口流动的因素是丰富的，但归根到底是由流入地和流出地不同因素相互比较的结果。人口迁移流动，既包括劳动力就业的流动，也包括家庭成员的随迁，还包括由于大型工程建设带来的移民搬迁，包括生态移民、灾害移民等不同的类型，另外还包括日益增长的国际人口迁入和国际人口迁出。因此，人口流动，包含非常丰富的过程，这些过程的影响因素都不一样。

归根到底，决定人口流向的因素，最主要是由于不同地区经济发展和就业机会的差别带来的，这是人口迁移流动最根本的因素。当然对短期和长期的人口流动，有着不同的影响，例如疫情这样突发的灾害性事件，会影响湖北包括整个中国的人口迁移流动的总量和结构，长期的人口流向还是由一个地区长期的经济社会发展所决定。

从长期来看，只要我国能够保持经济持续的增长，将会进一步保持高人口流动的态势。我国的人口政策，需要更加重视迁移和流动的人口政策。人口的出生、死亡对于人口变动的影响越来越小，人口的迁移流动对不同地区及对整个国家人口变动的影响作用会越来越凸显。

因此，在人口政策方面，应该加强对人口迁移流动政策的研究。长期以来，我们的人口政策往往重视比较狭义的人口政策，也就是人口的生育政策。现在我们需要一个更加综合的人口政策，并且将人口政策的研究重心转移到对人口年龄结构、人口迁移流动和人口素质的方向上来。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应该要更加重视人口老龄化的研究，重视人口迁移流动的研究，以及重视提高人口素质、提高人口健康水平等方面的研究和政策实施。

关键词： 中国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