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严峻，东方网记者刘晓晶近期核酸检测呈阳性，目前已被转运至方舱医院进行相关治疗。他将在方舱内为大家带来相关一线报道，聆听阳性感染者的心声，讲述方舱医院的见闻，记录一次特别的“进舱日记”。

今天，是我来到世博方舱的第5天。

跟各位网友汇报一下，今天，我们一家人的症状都减轻了很多，首先一家人的喉咙不再出现疼痛的状态了，发烧的症状也没有了，目前就是偶尔还会有一些咳嗽，夜里咳嗽还有一些。

昨天的核酸结果出来了，我仍然是阳性。但我的爱人和女儿，已经转阴了。按照国家的规定，连续两次检测阴性，她们就能出院了。我担心的事，也许真的会出现——我们一家三口，可能无法同步出院了。

但焦虑也没什么用。我就当多呆一段时间，帮大家继续观察方舱，毕竟进舱日记还得继续更新嘛。

讲讲今天的见闻。

“起床做核酸了！起床做核酸了！”清晨6点，一阵喇叭声的循环播放准点将我“闹醒”。

“怎么又做核酸了！？”女儿一脸不惑地被我从床上揣醒，睡眼惺忪地一边穿鞋，一边有点不耐烦了。小朋友就是这样，被大人打断了美梦的第一个反映就是拒绝起床，这也突然让我想起当年父亲清晨叫我起床的往事：不到把床单整个儿掀翻的地步，绝对都不会起床。

“起床气”是一脉相承的。但不同的是，父亲叫我起床是上学，而我叫女儿起床是做核酸，这种经历大概是这一代孩子的“专属记忆”。

总觉得今天整个核酸过程似乎少了点什么。仔细回想，原来是少了志愿者的声音。我后来才得知，昨天我在文中提到的，那位好心喊我们去做核酸的病友就是方舱里的志愿者。

说起世博方舱医院的志愿者。我进方舱的第一天就知道这群人的存在，因为我们的洗脸盆、牙缸等洗漱用品就是志愿者大哥发放的。每天的早中晚餐几乎全是志愿者们来分发。

要说对他们的最深刻印象，除了热情还是热情！但当我了解了他们的故事之后，我发现自己的眼眶，竟然不自觉的湿润了。

她因志愿者工作交叉感染

“但我不后悔！”

3月21日，家住徐汇区的李琴所在的小区“解封”了。那天，为了帮助被封控的朋友，她去菜场买了物资。但几天后，李琴开始发烧。3月25日，她的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3月29日，她被转运至世博方舱医院。

入院第二天，一位医护大白给她发放早餐。看到大白累得气喘吁吁，李琴便开了口：“你们这里要志愿者吗？我想参加。”

就这样，李琴跟其他几个状态比较好的病友成为了世博方舱的第一批病人志愿者。

志愿者们的工作谈不上繁杂。例如，中午时，帮忙拿拿午饭。例如，忙碌时，在医护台帮忙看看物资。用李琴的说法，这些工作其实不会很累。

不过，这个工作的难点倒不是工作强度，而是沟通的难度。晚上，李琴会和她所负责区域的病友们聊天，了解一下大家的情况和需求。一开始，确实有很多人有些抵触情绪，不太愿意沟通。这也很正常。不过，同为病友，大家逐渐熟悉之后，也开始把志愿者当成朋友。

14号床的大姐已经退休了，家里有个老父亲已经90岁，现在没有人照顾，这可如何是好？

12号床的小姐姐是酒店的营养管理师，莫名其妙的“中招”了，年纪轻轻的她心情很低落；

60号床的一位妈妈，她和先生都拉来了方舱，家里有三个孩子在家，最大的才10岁，最小的才5岁，妈妈急得天天哭……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说起这些病友，李琴感同身受。

或许也是因为做了疫情志愿者，让李琴可能错过了最短的出院期。原本症状轻微的李琴刚来方舱的时候，身体逐渐康复，核酸检测也开始转阴了，但可能是因为志愿者工作接触的人比较多，4月6日的核酸检测结果又复阳了。“大概率是交叉感染了。”李琴猜测道。

李琴回忆说，之前，有部分病友的核酸报告一直没有显示。医护人员也不得其解。而这些病友，把怒气和埋怨发泄到了方舱的医护人员和志愿者身上，“毕竟延迟了出院的时间，我能理解”。

“无缘无故被病友责怪，肯定会有些难过伤心的，但是我并不后悔。”

李琴说，做志愿者也收获了满满的感动，因为这么多天和大家都建立了浓厚的友谊，病友们出院时都来跟我报喜——回家的“闺蜜”病友打来了电话哭着说“爱我”，回家的小朋友和我约定一起“玩耍”。

“印象最深的还是，60号床的病友，知道她要出舱时，我俩抱着哭了很久很久。一旁一位男性的警察大白看到我俩哭了，竟然也过来和我们一起哭了起来。我调侃他‘没出息’，他甚至还‘怪’我们，为什么那么好哭……想想这画面，真是笑中带泪。”

“感染新冠这事

还不敢让父母知道”

在我们一家隔壁床位，有一个党员志愿者叫崔阳。

作为一名无症状感染者，3月29日她正式入世博方舱。和多数人一样，经历了三四天的发烧咳嗽等症状。但在第五天，崔阳出现了呼吸困难的症状，方舱的医生赶紧对她进行紧急治疗。在吸了快两罐氧气之后，她也逐渐恢复过来，而后身体明显好转。

崔阳乐观地说，“挺过去就好了，这个病也没那么吓人。我唯一担心的是，不知道后续对身体有没有影响。后面要多锻炼，吃点中药调理了。我觉得，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为了不让父母担心，在浦东一家医院做行政工作的她并没有把自己感染新冠的事情告诉父母。

“因为我本身就在单位闭环管理了，我就假装我还在单位，怕家里人知道后担心。”崔阳的爱人也在单位闭环管理着，目前父母就在家里帮他们照顾1岁多的孩子，“都一个月没看见孩子了，真是神奇，近在咫尺，却不能相见。”听到她的这些话，心里多少不是滋味。

提起做志愿者的初衷，崔阳说：“方舱人数较多，看着医护人员穿梭忙碌的身影，我也想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尽己所能帮助大家一起分担。我症状好了以后，立即就报名做了志愿者。我们的队伍一直在壮大，有很多像我一样的人加入，平时主要是分发物资、统计核酸人数、出院人数、通过微信群了解病友关心需求等，承担医患间的桥梁纽带作用。”

“我已经佛系了！耐心等待两次核酸报告，期待早日康复出院。”如今，崔阳已经没有任何症状了，我估计，他离出院也不远了。“希望身处方舱的病友，与医护携手，身体力行，为这场特殊的战役献出自己的一份力！”

这是崔阳对志愿者工作的解读，她的这番话在我看来很实在。

另外，大家要是看到这篇稿子时，也请帮崔阳保个密。还是不要让他的父母担心了。咱们默默点赞就好。

“最真实的写照”

最后，说点心里话。

这两天陆续有人私信我，对真实的方舱生活产生质疑，是不是我只写好的，不写坏的，选择性“看见”。

我想说的是，我写了我看到的，拍了我亲眼看到的，毕竟此时此刻，我的身份是一个病人。

事实上，我认为，“好与坏”这个问题似乎没有标准答案。因为每个人对生活的标准其实是不一样的。

以我们家为例，对于方舱的这种简易床铺，我很习惯。因为我小时候就睡过这种床。但是我爱人就有想法了。因为她从小就没有睡过这么硬的床。因此，在她的眼里，这种床就特别艰苦，但我就觉得还好。

再比如，我们吃的东西，每天就是固定的盒饭，我们家人都觉得挺好了。但同样的饭菜，按照其他人的口味和喜好标准，我们恐怕无法判断“好”与“坏”。也许在有些人眼里，这些饭菜就是不好。

就像我看到这些志愿者，他们有乐观的一面，也有自己内心的焦虑与挣扎。不能用单纯的“好”和“坏”去定义这些。这其实就是一个人，或者说是一群人最真实的写照。

来到方舱，大家的目标都是一致的，努力积极地配合治疗，早日康复，这才应该是我们最关心的事。有些人一直纠结条件的好与坏，却忘了我们要积极配合治疗的初衷。生活起居不是说不重要，只能说有些条件能克服的就尽量克服，在这一时刻，大家更重要的就是齐心团结。

你觉得呢？

策划：卞英豪

记者：刘晓晶

审稿：卞英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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