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31日星期四小雨

朱乐天（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检察院干警、志愿者）

朱乐天（右）和闫桐（左）搭档做流调 青浦检察院供图

我进入青浦区检察院还不到一年，现在是第一检察部检察官助理。前些天，3月25日上午7点多，我刚醒没多久，主任就联系我，问我愿不愿意参加“新冠流行病学调查志愿队”，到青浦区疾控中心支援流调工作。最近上海的疫情让我很揪心，我迫切地想为家乡做点事，所以我立刻答应。其他同事报名也非常积极，很快10个名额就被抢空了。

按照安排，我们先去测了核酸，3月26日下午区疾控中心组织了一次集中培训。这次支援流调工作的除了区检察院，还有来自区法院、区教育局等单位的志愿者，共计50人。培训持续了大约2小时，区疾控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了什么是流调、怎么判定新冠肺炎病例的密接者和次密接、流调需要摸清哪些问题等等。会上还强调，我们要保持从家到疾控中心“两点一线”，最大限度减少风险。

培训结束后，青浦区疾控中心开始给我们排班，检察院的志愿者5人一组，做一休一，一班就是24小时。原本我的第一班排在了3月29日，但是27日下午4点多，我在家中接到通知，要求晚上6点前赶到区疾控中心，立刻上岗。我匆匆吃完晚饭，就开着车赶了过去。流调人员现场向我们示范了一次后，当晚6点半左右，我就正式投入了流调工作。

我所在的流调组，就是按照其他组传递过来的单子，挨个给密接者打电话，摸清他和确诊病例接触的时间、地点，还有密接者最近去过的场所、接触过的人等等。这些问题需要问得非常细致，流调工作的要求是至少要精确到小时，最好能精确到几点几分，这样才能更好判定应该采取哪种防疫措施。比如，如果密接者和其他人交流时距离小于1米，其中有一方没戴口罩，那么这个人就是次密接。这时候，我们还要通过密接者，问到次密接的联系方式，再给次密接打电话。一位密接者和他的所有次密接者的流调工作，要在两个小时内完成。

我们两人为一个小组，和我搭档的是第三检察部检察官助理闫桐。他负责拨打电话，询问情况，我负责记录、整理信息，立刻上传到云文档，再由其他小组通知到所在社区或公安等部门，采取相应防疫措施。我俩几乎一刻不停，从6点半打电话到第二天凌晨3点半，可能是因为实在太晚了，好几个电话打不通。我们这才稍微休息一下，趴在桌上小睡了一会儿，早上5点多钟，我们又爬起来接着打电话，一直到上午8点半换班。

我能感觉到，大家最近的防范意识明显提高，每个人的次密接不算多，而且主要集中在家人、同事和同住的室友，所以流调的速度还算快。一个晚上下来，我们完成了20位密接者的流调工作。接到我们打来的电话，市民们都很配合，努力回忆过去几天的一点一滴。但是，相当一部分市民显得很忐忑，有点紧张，这时候闫桐就会安慰他们几句。

休息了一天后，我又来到区疾控中心。这次的工作时间是从3月29日上午8点半到30日上午8点半，整整24小时。最初，我还在流调组负责记录，下午2点左右，区疾控中心负责人把我调到了楼上的信息组。分配给我的任务是，在电子表格中找出标注有异常的混检样本信息，然后立刻通知到所在的社区负责人和卫生、公安等部门，让他们进行逐个筛查。

防控新冠病毒，速度是关键。从下午2点到第二天凌晨2点，我就在不停地核对信息，打电话。话说得多了，脑子都有点转不过来，本来开场白应该是“这里是青浦区疾控中心”，结果有一次，我张口就是“这里是青浦区检察院”。信息组的同事们听了都哈哈大笑，也算是调节一下气氛。

这项工作看似是简单地机械重复，但一点都不能犯错，如果不小心看错行，漏过真正有异常的样本，影响可就大了。到了凌晨2点，信息组负责人看我们实在疲惫，就让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免得因疲劳出错。我又趴在桌上睡了大约3小时，5点多钟爬起来接着给社区打电话。嗓子哑了，眼皮打架了，大家便互相加油鼓劲：“现在正是关键时刻，我们要挺住！”

上午8点半，我结束工作，走出区疾控中心时，整个人昏昏沉沉，脚步都有点乱。过去，我也曾在社区当过“大白”，从来没有像这般疲惫。短短两天班，也让我对幕后的流调人员肃然起敬。我才刚上了两次班，还能做一休一，他们中的不少人都是“连轴转”。比如，我到信息组的时候，负责人已经连续2天几乎没怎么睡觉了，但他还是和我们一起又熬了一个通宵。有这么多人在拼命守护着这座城市，相信我们一定能战胜疫情，迎来最终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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